和写作有关。。。

关于写作的文章收录,大部分文章来源于译言网,非本人文章。

工作头衔:最勤勉的人们究竟在读什么取乐?

(这篇文章的标题翻译的有些直白,和文中的内容似乎不太贴切,但是对了解现在出版市场却有很大的参考内容,所以专门转帖到这里,同时希望对正准备写小说的人认真的读几遍 )

译者: Ghostmarine 原作者:Leslie T. Chang

 

文章谈了职场小说,谈了作家写手,谈了畅销热卖,谈了出版运作,有官员的指点江山,有商人的斤斤计较,有贪污腐败,有游山玩水,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然余韵悠长,意犹未尽,归根到底,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本身。

译注:作者简介

Leslie T. Chang,张彤禾,美籍华裔作家,著有《工厂女孩》一书,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妻子。http://leslietchang.com/index.html,其《纽约客》的博客文章《中国工厂的工人是否渴望拥有自己的iPad》在译言已有翻译。本文发表于2012年02月06日。


青林的绝大多数官员把他们的日子花在打麻将和喝酒上,但是侯卫东决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他每日清扫工作组办公室,组织村民建一条新路。尽管他喝醉的次数也着实不少——这对于任何在政府工作的人员都概莫能外——在他人事不醒之前,他还经常管这里当成家。



在各种畅销书中,“金融小说”描绘出股票涨落的跌宕起伏。


青林这座虚构的小镇位于中国西南,群山环抱,多坚硬岩石。因此,尽管官员被禁止从事商业投资,在这套关乎侯卫东一生的系列小说的第一卷中,主角还是投资了采石场。他的时机非常完美:这个县将1994年命名为交通建设年,对石材的需求突飞猛进。但是收回款项则是另一个问题,每个经商的人都不得不贿赂政府财务部门,才能拿回自己挣的钱。侯卫东深谙其道,也知道怎么把尚未宣布的合同搞到手,知道如何打发警察。他的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变成每年薪水的三百三十七倍。他买了寻呼机,然后是摩托罗拉移动电话,他的家在镇里第一个安装上了空调。


后来,侯卫东被羁押,在腐败调查中被盘问。但他没有揭发自己的官员庇护人。被释放后,朋友们选他当副镇长。他计划迎娶大学恋人。虽然恋人的父母一直反对他们之间的结合,不过在参观了他那拥有两间卫生间、面积达一千四百平方英尺的住宅之后,他们改变了主意。——《侯卫东官场笔记》第一卷结尾的高潮是这样的:


小佳说:“老公,我们终于有房子了。”
侯卫东说:“这是我们的小巢。咱们花十万块钱好好装修一下。”
小佳说:“我们要买全套家电,VCD播放机,29吋电视机,全自动洗衣机,空调,还要一整套木地板。”
通向幸福的门,就这么开了。

(译注:译者在翻译这篇文章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这部小说,也找不到这部小说的中文原版,因此根据英文直译。以下提及的中文小说,情况类似。)


作为这个星球上工作最努力的一群人,中国人在他们的业余时间里都在读什么?关于工作的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第七卷去年七月已经出版,首印二十万本。封面上一个貌似正式的官方红色印戳声称,这是一本“政府员工必读书”,但是经理和企业家们也在读这本书。职场小说,也就是workplace novels,近些年占据畅销书榜单前列。一位公司经理以李可的笔名写出了《杜拉拉升职记》,讲述了一个青年女孩在福布斯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从秘书提升到人力资源经理的故事。这本书已经催生出了三部续集,一部卖座电影,还有一部三十二集电视剧。这本书卖出五百万本。《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发财日记》里,一个无业男通过卖电缆在三年内变成百万富翁;图书编辑将其的成功归结为一个机灵的标题,一个光鲜的封面,还有“发财是全中国人民的梦想”。


某些行业有其自己的门类。“商战小说”中为了大宗订单,销售团队彼此明争暗斗,你死我活。“金融小说”描绘出股票涨落的跌宕起伏。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的“官场小说”,则充斥着秘密交易和官僚丑闻。


与书中的主人公们一样,这些书也在力图变得有效有用。他们包含了在职场中力压众人的如下规则:

结交富人。他们比穷人了解更多的信息。

通过假装生病避免前途黯淡的工作。有必要的话,女性可以假装怀孕。

如果你的老板对你勾勾搭搭,回之以微笑,并且卖弄风骚。

聘用勉强能够胜任的下属,否则你就难看喽。

向官员行贿时,让你的业务伙伴把钱递上,这样你就能够保持身家清白。


《杜拉拉升职记》中包含一大段如何为办公室装修制定预算的讨论。在小说的其他地方,作者中断叙事,解释了一下什么是非竞争协议。《发财日记》中将企业窍门以粗体标出:“建立名声需要经历很多事件,然而毁掉它只需要一件事,”还有“在不同地点出售同样的产品或许会为你带来利益。”


在美国,作者或许会感受到压力,要在小说中添加浪漫和性;在中国,作者们被告知要把这些拿掉。《圈子圈套》是一部惊险小说,描述销售团队如何竞争一份一百七十万美元的电脑设备合同,就被编辑弱化了爱情主题。“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对作者说,‘我们不想出版一部浪漫小说。你可以让它更像金融小说么?’”出版这本书的清华大学出版社主任编辑张立红告诉我,“我们知道这样会更加好卖。”这本书销售量近四十万,陆续推出两本续集。


绝大多数职场小说作者没有文学背景:一个是证券业的先驱,还有一个给戴尔卖电脑。颇具代表性的是,他们一开始都在网上匿名写作,在获得在线关注后与出版商签约。《侯卫东官场笔记》以笔名出版,书的护封上标明作者仅为“某省某市的某位副局长”。但是2010年末,新闻报道透露出一位名叫张兵的中层官员。他在重庆盘根错节的无数辖区之一——永川区工作。这位卖出三百万本侯卫东系列丛书的作者是市政管理局副局长。


张兵不抽烟,不在中午喝酒,不对共产党大唱赞歌(译注:原文如此,逻辑似乎有点奇怪)。四十一岁,但是从坚毅的圆脸、平头,还有敏锐的黑眼睛来看,更像一个渴望麻烦的学校男生。他并不像我曾经接触过的中国官员。文学圈内,张兵凭借两百万版税声名鹊起——近三十万美元。日常工作是监督处理永川区每天产生的三百吨垃圾,拥有二十二名员工,六百多名拾荒者,还有一队卡车。“我的工作就是收集垃圾,运输垃圾,还有处理垃圾。这是我做的事情,”张兵告诉我。“我在晚上写作。”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陪同他视察了老城垃圾场,那里周围的区域是一个让居民们望风而逃的地方。垃圾场三年前关闭了,因为,张兵解释道,垃圾场“不符合休闲区域的氛围。”垃圾被填埋在一座石坝后缓缓向下的大片地方。


垃圾场的工头老赵靠了过来。张兵指责大坝下面一小片土地,“我想确保没有水渗到这里”他说。


“不会有太多水,”老赵向他保证。“别担心。”


张兵有些疑虑。“万一下暴雨,二十多毫米的降雨量,将会怎样?这里能积下多少水?”


老赵快速地心算了一下。一百方,他说。


“那我得需要十两卡车把这些水弄出去。我想让你再建一条渠道,排出多余的水,”张兵说。老赵点头。“你现在花点钱,以后花得就少,”张兵告诉他。


与他书中的英雄一样,张兵最早在永川周边的农业小村从事道路维修监督和计划生育工作。2007年,他进入永川区林业部,第二年开始写小说,在线匿名张贴小说章节。在该系列的第九部中,侯卫东将成为一个大城市的党委书记。作为区副局长,张兵在政府系统中要比党委书记这个职务低四级。“这个系列将会在那里结束,”他告诉我,“我真的不理解在那之上的世界,如果继续写下去就不真实了。”


张兵从未考虑离开岗位做个全职作家。出版业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在中国四分五裂的市场上,一本成功的书或许可以卖出一万本,税前稿费五千美元。“如果你把最能挣钱的十名作家的收入加起来,还没有三线城市开发商一栋普通楼盘赚得多,”位列榜单第二十二的张兵在一次报纸采访中说到。但是他的不情愿也是一代人的问题。他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被政治幻想所左右。他成长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开放既带来了机遇,又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为赢家和失意者之间造成了巨大的鸿沟。


我问张兵该系列小说是否具有某种寓意。“或许专业作家起点更高,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他说,“但是我写的是非常真实、非常实际的东西。我不写理论。我就是想讲故事。”


出现在中国的第一部成功学手册是从美国进口的。八十年代末,一些人放弃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开始自己经商。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如何获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中文版译为《人性弱点》)风靡一时,L·罗恩·赫伯特(L. Ron Hubbard)的《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也是如此。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很多中国作家对美国自我促进运动中所传达出的欢欣鼓舞的自我实现不置一辞。工厂工人们最爱的是《方圆》(译注:Square and Round,同名的书和杂志有很多种,无法确定作者所指),充斥着如何利用手腕和欺诈出人头地的说教。“不要考虑别人,”书中这么写道,“这会有损于你的尊严,会让别人看不起你。”


职场竞争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几十年来,人们的生活环境熟悉而稳固——村庄、学校,还有单位。一个覆盖全国的系统为所有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在九十年代末才被废除。十年后,在会议或者访谈中推销自己依然显得不够自然;一个人的进步意味着其他所有人落在后面。职场小说将白领工作当作某种形式的江湖争斗,因为绝大多数人也的确这么认为。在《圈子圈套》这本2006年推出的商战风格的小说中,销售部门戏剧性的争斗被看作生死决斗。“销售就像战争:很多时候在战场上战死都比经历失败要好,”清华大学出版社张立红这么告诉我。“我不喜欢读这本书,也没有读完”,她承认。“太野蛮了——里面人的行为与动物无异!但是非常真实。”这个小说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那个事件中,对手团队赢得了电脑合同,公司十五人的销售团队除一人之外全部被炒。


认为职场达尔文主义横行的看法非常流行。专业投资客余振华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做《操盘手》。1993年,当时政府向机构投资者开放市场,组织了培训项目,向几家筛选出的公司经理传授如何操作业务。在当时那个三十三人的培训班中,余振华是唯一仍在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有些进监狱了,有些潜逃海外,有些失去了信仰,现在开出租车。”他这么对我说道。


“就这些?”我问到。


“啊,还有自杀的。”


在《杜拉拉升职记》的开篇,女主角进入一家美国电信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从事入门级工作。一开始,拉拉工作努力,从不抱怨。随后,发现美国老板丝毫不重视她,于是她肩负起七十万美元的办公室装修项目。(在中国职场文学中,对装修的迷恋堪比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对继承遗产的执着。)然后,她向老板虚张声势要求升职:


她吞吞吐吐地说,“项目结束了。有什么奖励?”
“我们的主席讨厌人们谈钱。讲钱不太好。”···

拉拉这么对自己说:“如果我都不能为自己争取,就更不能指望别人捍卫我的利益了。”她鼓起勇气,说,“老板,我可以升职么?”


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现代性。拉拉迈进管理层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如何提升自己,学习如何在会议上发言,学习如何同时表现出进取和友好——换而言之,学习如何举手投足都像个美国人。她对管理顾问的一套暗语说辞了如指掌——什么SWOT分析、SMART目标之类的。“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代表了先进的理念和系统,”编辑了杜拉拉系列丛书的蔡明菲告诉我,“如果你理解这些理念,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当美国人试图从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学到东西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西方寻找灵感。“杜拉拉”书中遍布英文短语,拿出来后,足以组成一首对全球化歌功颂德的赞美诗:


value-added
C.E.O.
sexual harassment
cubicle
we wish him a bright future
HBO
Nike
condom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pay for it
Louis Vuitton
附加值
首席执行官
性骚扰
格子间
我们祝愿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家庭票房电视网
耐克
套套
境外腐败行为法
买单

路易·威登


小说还试图彰显其忽略的内容。拉拉是一位充满吸引力的单身女性,年近三十,缺乏社交生活;我们从未看她与朋友们嘀嘀咕咕,因为她没有朋友。最后还是出现了浪漫的八卦——一位傲慢的销售总监,曾经威胁搞砸拉拉的装修大计——但是他们的爱情场景远没有他们讨论销售目标那样来的惊心动魄。人们把散步的时间全花在会议室和格子间里面,因为这是赖以为生的必须。我们甚至不知道拉拉的公司在卖些什么。


曾几何时,在美国小说中,暴躁地追求成功也被当作是浓墨重彩的情节。十九世纪末,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出版了超过一百多本小说,被年轻人追捧成为成功秘籍,那个时代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堪比今天的中国。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里表现出对物质的渴望与任何一名中国工厂女孩或者职场员工不相上下。“这餐厅富丽堂皇,从头到脚装修得焕然一新,金碧辉煌,在这里吃的是钱,”嘉莉第一次进高档餐厅,四下打量。“有钱多好啊。”但是美国上升时期的文学也在讲些道德信条。在阿尔杰典型的故事里,一个年轻的穷人凭借其美德打动了一个富有的恩人,给他一份工作,将他提拔成体面的中产阶级。当嘉莉变成一名独领风骚的舞台女演员后,她也终于了解到财富和名声不能带来幸福。


中国曾经是一个依靠道德进行统治的国家。君王通过树立正直的榜样治理全国;显示自己超越所有贪腐之上,他确保了统治的正义和帝国的宁静。历史上最早的成功学作品出自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道德家之手。《论语》被用来教育如何做人,如何行为得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而今天,做人的焦点在于如何做事。所有出人头地的规则归结为一条:不择手段生存下去,因为你只能靠自己。


如果销售是战争,那么出版也是。很多中国出版商等着看书籍在第一周销量如何,然后决定是否大肆进行促销宣传;很多作者的应对之道就是自己掏腰包买几百本自己的作品,一些合同事实上规定,作者要购买一定数量自己的作品,无论能否卖出去,都归自己推销。根据北京开卷公司的监控数据,2010年,中国一百一十亿美元规模的出版业销售增长19%,但基本上,销量的百分之七十是教科书。而且,一本书的平均售价约为四美元,过去十几年几乎一直要死不活。“人们愿意花很多钱出去吃饭,唱卡拉OK,但是他们习惯于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书,”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书店当当网的俞渝这么给我说。


在任何一家书店里,商业的凶残本质暴露无遗。《杜拉拉升职记》后面紧跟着《胡可可北京成功记》、《田朵朵公务员考试笔记》,还有《苏畅畅加薪奋斗记》。有本叫做《市长秘书》的书还不够?显然不够,因为还有《县委书记》(译注:虽然都是secretary,但是此secretary非彼secretary,译为中文反倒没有了英文中呈现出那种形式统一的感觉。)、《纪委书记》,还有《市委书记》。该类型小说中无可争辩的王者是王晓方。他写了十四本书,描写他为沈阳市前副市长马向东工作的经历,后者于2006年因腐败被执行死刑。这种宣传掏钱你都买不到。


这些作品的存在应当归功于出版业大规模的自由化。为了在文化产业和媒体产业中推行现代化,政府近期赋予出版商更多的自由。以前是官僚们买书;现在的编辑各个像咄咄逼人的斥候。中国最大的翻译书籍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他们以前根本无法触及的主题,例如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The Looming Tower)(过于宗教),还有村上春树的小说(过多的性描写)。“过去,我们倾向于避免麻烦造成损失。如果你被惩处,所有涉及人员从总经理往下统统辞掉,”上海译文编辑张吉人告诉我说,“现在我们愿意冒这个风险。”


冠冕堂皇地讲,中国所有图书出版商都属于国家;事实上,私有企业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从事出版业。独立出版社开发出青春小说这样有利可图的类别,并牢牢占据支配地位。他们最早向书店派发出销售团队。他们已经出版了很多职场小说,在奠定官场小说这个类别时也曾大显身手。第一部官场小说名为《国画》,1998年由国有出版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译注:原文如此,但是网络资料表明,《国画》一书出版于1999年。)这种小说从被称之为“反贪小说”的老式类别中脱颖而出,而反贪小说的基本故事是惩罚真正滥用权力的官员。但是,这种早期的作品将贪污视为个人的贪婪,结尾正义大行其道。而《国画》则展现出贪腐是如何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政府对这本书不高兴,国有出版商从市场中抽身而去,私有出版社快速接手。


“一个私营公司比国有出版社更加勇敢更加没有负担,因为他们并不是统治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企鹅出版社的总经理周海伦这般告诉我。她正在出版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英文版。“现在这些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政府不会再节外生枝了。”


失去控制对于官僚机构的形象颇为不利。在侯卫东系列中,官员们跳过工作时间打麻将,或者在工作岗位抛头露面喝喝茶,读读报,享受空调的舒适怡人。每次会议都是公款吃喝的借口,充满了对干部呕吐无休无止地描写——他们单独呕吐,在饭桌上呕吐,在公共厕所中呕吐,在乡村路边呕。他们建立非法公司,从私下交易中获利。侯卫东对贿赂的数额感到惊讶,但是很快便掌握了这种回报的礼尚往来。大千世界对年轻人的腐化很少呈现出如此喜气洋洋的方式。作者暗示,一个平等的世界,是一个生活在里面的人彼此没什么关联的世界,没人能够学会如何收买官员,颠覆法律。


作为一个写了一本畅销书,封面上还印了个金元宝的人来说,老康显示出惊人的谦虚。只有很少的朋友知道他是《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发财日记》的作者,他的妻子也不读这本书。“她喜欢韩国肥皂剧,”他告诉我说。他拥有一家小型公司,销售电缆。在他的家乡重庆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同意与我会面,条件是不能给他拍照。他从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


老康四十多岁。脸盘四方,大而坦率,略微有些山羊胡,像一个农民又像一个艺术家。他反对自己书里提倡的发财信条和粗体成功秘籍,他觉得自己的书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不断拼搏克服困难的故事。“出版商把这本书包装成成功学,我非常不认同,”他告诉我说。他被要求重写结局,着重表现主角的物质财富。


“我担心这本书会误导年轻人,”他说,“这会让它们太专注于挣钱。如果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太过于专注发财,那就非常危险了。”


“但是,我们不是已经处在这个位置了么?”我问道。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尴尬地笑了笑,仿佛民族精神是一种个人缺点。“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改变,”他说,“很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打算花时间与他们所爱的人在一起,去旅行什么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财富——只要不匮乏到令人担心便可。”


“致富日记”讲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故事,他经历了几年失业,与妻儿疏远。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美国偶像》真人秀之后,受到激励,决定追逐成功。“他们都不是特别好的歌手,但是他们敢于尝试,采取行动,”讲述者如此说道,“这就是他们成功的根源,所以我必须采取行动。”他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当工人的工作,为建筑组装手脚架。(“如果你不行动,”书里忠告,“你就永远是个穷人。”)在业余时间里,他开始销售建筑材料,建立销售样品室,最后买下一家手脚架工厂。(“一个人的工作机会是在工作中发现的,而不是坐在那里通过空想获得。”)三年后,他的公司销售额达一百万元。他的妻子回家了,他们一起买了套公寓。(在中国职场小说中,高潮通常是买了一套公寓。)


书中描述挫败感的地方与中国一样野心而疯狂:


三十岁了。
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的爸妈住在一起。
每天睡到十点,做一大碗面条狼吞虎咽吞进胃中,然后出门去“上班”···工作就是找家网吧去上网。阅读新闻,混迹在线论坛,要么玩些电脑游戏。
如果没钱上网了,一个人呆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坐在那里发呆。这也是我的日常工作。

无论怎样,都会避开人们的凝视,会藏起来不让认识的人看到我。


老康勉强同意带我参观销售过程,他向我保证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去,在一张纸上签名,”他告诉我说。这是他与彭老板的第二次会面,他希望达成一项销售合同,为涪陵市的一家监狱提供互联网电缆。彭老板的办公室通风良好,位于一套没有家具的公寓内,荧光灯炮一闪一闪。在我们抵达时,隔壁大锤开始传来重击声,就像是一只欢迎乐队。


“这个项目没有挣到钱,建筑公司给的价格太低,”留着平头,虎头虎脑健硕的彭老板说道。


“我也没挣到钱,成本太高,”老康回应说。


在对各自贫困的状况信誓旦旦之后,男人们开始坐下来磋商。(“任何商机都需要两个人,一个要花钱,一个想挣钱”)彭老板想在前期只付百分之十;老康要求首付必须为百分之二十。彭老板抗议——“我觉得我们上周五已经谈好这个问题了”——掉出一叠百元大钞,就像歌舞女郎露出大腿。百元大钞立刻消失在防风夹克胸前的口袋里。老康立场坚定。而隔壁,也传来了短暂的宁静,下一项工作是电钻钻孔。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彭老板要求电缆箱在当天下午送到建筑工地。老康说,他得需要两天时间。彭老板说他只有十五天时间来完成工作。眼见如此有利,老康说,如果彭老板现场付钱的话,他保证明天送达。现金再次出现,易手。电钻声声不绝,大锤重出江湖,在两个人签订合同的时候合奏达到最强音。这次谈判持续了两个小时。“累,非常累”彭老板说。


“我也特别累。”老康说,“下辈子别做生意了。当官去。”向彭老板供应了六千美元的互联网电缆,老康挣了不到五十美元——利润率百分之零点七。


在我们驱车回到办公室时,老康告诉我,他有时也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他妻子的姐姐和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他们不是太在乎钱,”他说,“他们关心的就是生活开心。每个周末,他们就开车去某个地方。”


我建议说,其实他也可以这么度过周末。


“是啊,”他说,“但是每次我想这么做的时候,都马上想到我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工作。”


这个国家如此崇拜物质上的成功,就算异端也得获得极高的成就。赵星二十六岁,是一家位于北京的美国公关公司经理,也为二十几岁的他们这个年龄的职场员工撰写博客。但是赵星不提供成为经理或者百万富翁的窍门。相反,她建议读者在职场上苟延残喘之际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明确反对她所身处的这个执着于工作的社会。“我不认同杜拉拉,”她告诉我。“她所做的一切就是战斗。太烦人了。我一直告诉我的读者,我们不用非得喜欢这个。如果我们都像我们的长辈,这个社会就没有发展。”


赵星的第一本书于今天春天在中国出版,并非关于工作。而是关于她2010年前往台湾的十一天旅游,那时她睡在从网上认识的台湾家庭的沙发上。要知道,除非以组团的形式,中国旅行者目前不允许在台湾旅游,因此这本书在台湾卖得也很火,得到不少关注。“自从我十七岁的时候就一直梦想访问台湾,”她告诉我说。第二本书,集散文与职场小说于一体,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


赵星是中国被称为八五后的一代人,也就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习惯于物质舒适,精挑细选的生活,她们并不以标准方式看待成功。“我们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起长大,”她说,“你不能用钱来刺激我们——你得展示出梦想。例如,八五后会辞掉工作,去旅行。这是老一代人不可想象的事情。”读者们经常向她写下自己的愿望:当一个好老师,买路易·威登,导演电影,带他们的父母第一次坐飞机旅行。


赵星喜欢去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比如冰岛,斐济,还有梵蒂冈。”她还想提高自己的钢琴技艺。她是唯一给出了自己对于成功定义的职场作家。“成功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那样你可以做你自己,而不是被人希望你变成什么人,”她告诉我。“不能说我已经做到了,但是我还在努力追求。”


“不要把自己裹在工作名片上的头衔和描述里,”她在以前的一篇博客中告诉读者。“生活不是为了这几个词···你可以换公司,你可以换职业,但是你的青春只有一次,你自己的内心是你唯一拥有的。不要为任何事情牺牲自己的灵魂和创意。你必须努力工作,并有一颗勇敢的心。”

尽管赵星代表了当代小说的一些新的动向,她依然是老一辈中国作家的复古: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工作,而是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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